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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与贵方百分之五十一与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这从经济利益上来讲，差别其实并不大。是吧冯市长？”
我点头，“是这样的。”
他继续地道：“中国人，包括亚洲不少的国家都有着一种仇日的情绪。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毕竟我们日本人曾经给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着眼未来。
当然，我们日本人也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过去，应该为我们的过去向亚洲人民道歉。不过这不是我们企业的问题，而应该是我们政府的事情。冯市长，我们现在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如果一味地用仇恨去看待和处理我们双方的问题也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您说是吗冯市长？”
我即刻地就反问他道：“可是，你们日本政府反思了吗？道歉了吗？”
他摇头道：“冯市长，刚才我讲了，那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情，与我们企业无关。对于我们企业来讲，追求的只是利润。而且这样的问题也是你们地方政府无权去过问的。
冯市长，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请您原谅。现在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商业上的合作问题。现在贵国的国民有一种情绪，就是只要是我们日本的产品都应该被抵制。
可是自从贵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双方在很多领域都加强了合作，特别是经济领域，我们的家用产品技术、汽车技术等等都在进入中国，而且大多是与你们合资在生产。就汽车行业来讲，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我们日本扮演着基础性零配件生产基地的角色，以自动变速器为例，包括欧美车型、自主品牌车型等很多关键零部件其实都来自日本本土生产。
在日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中，包括半导体、微芯片在内的高附加值零部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亚洲、北美、欧洲都是日本汽车零部件出口地区，其中集成电路、传感器、发动机、变速器等零部件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日本是中国进口零部件第一大国，不过在这个全球化日趋深入的年代，一件商品的生产常常由来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识的人们分工协作而完成，汽车的生产就是一个明证。
即使是日本本土生产的纯种日系车，也需要其他国家的零配件，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车多少都流着日本的血液。要抵制日系车，合乎逻辑的结论其实就是抵制一切车。冯市长，我的这个说法您认同吧？”
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如今中日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深入和扩大，我中有他，他中有我，而且这样的合作也确实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并且双方都因此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而且他前面的话讲得也有些道理，两国政治和外交上的问题不是我们地方政府和他所在的企业可以去插足的。就我们上江市与他们这家企业来讲，我们双方最关键的东西其实还是经济上的利益。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多多少少也有着一些仇日的情绪，这其实说到底还是民族血液里面遗传下来的东西，这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一种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情绪。
不过我现在是这个地方的市长，必须要暂时放弃自己内心里面的这种情绪，必须理智地去面对我们双方合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是那句话：我们国家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只有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强了，那才最有发言权。而对于我们地方政府来讲，大力发展好我们当地的经济，让老百姓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地方政府，乃至我这个市长的首要之责。
我不得不点头认同他的观点，随即说道：“我认真研究一下听证会的相关问题后再说吧。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作为地方政府来讲，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我不住向我道谢，接下来我们喝了不少的酒。这个日本人一喝醉了后就开始多话，他对我说道：“冯市长，其实我们两个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二战结束后，我们日本战败，当时是你们的国民党政府自己放弃我们的战争赔款。
蒋介石当时是这样讲的：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后来你们的共chan党政府也沿用了国民党时期的这种对日政策。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我们日本一片废墟，即使是要我们赔偿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你们后来的共chan党政府考虑得更多的还是政治和外交因素。
不过我们日本对贵国的这种做法是心存感激的，现在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从一九七九年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截止目前的这近三十年为止，我们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三万二千亿元。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知道，这些援助性贷款相当于就是战争赔款。
为此，我们日本政府还因此与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冯市长，我们日本与你们中国是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我们之间的恩怨可不是简单地就可以讲得清楚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应该着眼未来，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发现这个日本人居然对我们国家的政治术语也是一套一套的，而且他的这些说法确实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不过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一种避重就轻。我心想，既然现在我们只是闲谈，既然他已经把问题谈到了这样的方面，那我也就应该标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才是。
我说道：“不管怎么说，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与你们日本对二战的反思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九七零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从此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可是你们日本呢？你们的教科书淡化甚至美化侵华战争，你们的首相每每参拜靖国神社，总是没有悔罪之诚意。田中先生，这是让整个亚洲地区曾经遭受你们侵略的人民无法接受和理解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他点头道：“冯市长，你说的是事实。不过我前面已经讲了，这是我们日本政府的问题。其实吧，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明白我们日本人心里的那种痛。准确地讲，如今我们日本也就相当于是美国的殖民地。他们在我们国家驻军，我们国家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
冯市长，这可是我们日本国民心中最大的痛啊。所以我也能够理解我们日本政府，我们与亚洲国家抗衡，这只是我们必须的一种保持自己脸面的做法了。”
我们现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与贵方百分之五十一与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这从经济利益上来讲，差别其实并不大。是吧冯市长？”
我点头，“是这样的。”
他继续地道：“中国人，包括亚洲不少的国家都有着一种仇日的情绪。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毕竟我们日本人曾经给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着眼未来。
当然，我们日本人也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过去，应该为我们的过去向亚洲人民道歉。不过这不是我们企业的问题，而应该是我们政府的事情。冯市长，我们现在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如果一味地用仇恨去看待和处理我们双方的问题也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您说是吗冯市长？”
我即刻地就反问他道：“可是，你们日本政府反思了吗？道歉了吗？”
他摇头道：“冯市长，刚才我讲了，那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情，与我们企业无关。对于我们企业来讲，追求的只是利润。而且这样的问题也是你们地方政府无权去过问的。
冯市长，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请您原谅。现在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商业上的合作问题。现在贵国的国民有一种情绪，就是只要是我们日本的产品都应该被抵制。
可是自从贵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双方在很多领域都加强了合作，特别是经济领域，我们的家用产品技术、汽车技术等等都在进入中国，而且大多是与你们合资在生产。就汽车行业来讲，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我们日本扮演着基础性零配件生产基地的角色，以自动变速器为例，包括欧美车型、自主品牌车型等很多关键零部件其实都来自日本本土生产。
在日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中，包括半导体、微芯片在内的高附加值零部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亚洲、北美、欧洲都是日本汽车零部件出口地区，其中集成电路、传感器、发动机、变速器等零部件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日本是中国进口零部件第一大国，不过在这个全球化日趋深入的年代，一件商品的生产常常由来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识的人们分工协作而完成，汽车的生产就是一个明证。
即使是日本本土生产的纯种日系车，也需要其他国家的零配件，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车多少都流着日本的血液。要抵制日系车，合乎逻辑的结论其实就是抵制一切车。冯市长，我的这个说法您认同吧？”
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如今中日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深入和扩大，我中有他，他中有我，而且这样的合作也确实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并且双方都因此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而且他前面的话讲得也有些道理，两国政治和外交上的问题不是我们地方政府和他所在的企业可以去插足的。就我们上江市与他们这家企业来讲，我们双方最关键的东西其实还是经济上的利益。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多多少少也有着一些仇日的情绪，这其实说到底还是民族血液里面遗传下来的东西，这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一种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情绪。
不过我现在是这个地方的市长，必须要暂时放弃自己内心里面的这种情绪，必须理智地去面对我们双方合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是那句话：我们国家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只有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强了，那才最有发言权。而对于我们地方政府来讲，大力发展好我们当地的经济，让老百姓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地方政府，乃至我这个市长的首要之责。
我不得不点头认同他的观点，随即说道：“我认真研究一下听证会的相关问题后再说吧。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作为地方政府来讲，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我不住向我道谢，接下来我们喝了不少的酒。这个日本人一喝醉了后就开始多话，他对我说道：“冯市长，其实我们两个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二战结束后，我们日本战败，当时是你们的国民党政府自己放弃我们的战争赔款。
蒋介石当时是这样讲的：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后来你们的共chan党政府也沿用了国民党时期的这种对日政策。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我们日本一片废墟，即使是要我们赔偿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你们后来的共chan党政府考虑得更多的还是政治和外交因素。
不过我们日本对贵国的这种做法是心存感激的，现在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从一九七九年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截止目前的这近三十年为止，我们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三万二千亿元。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知道，这些援助性贷款相当于就是战争赔款。
为此，我们日本政府还因此与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冯市长，我们日本与你们中国是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我们之间的恩怨可不是简单地就可以讲得清楚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应该着眼未来，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发现这个日本人居然对我们国家的政治术语也是一套一套的，而且他的这些说法确实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不过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一种避重就轻。我心想，既然现在我们只是闲谈，既然他已经把问题谈到了这样的方面，那我也就应该标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才是。
我说道：“不管怎么说，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与你们日本对二战的反思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九七零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从此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可是你们日本呢？你们的教科书淡化甚至美化侵华战争，你们的首相每每参拜靖国神社，总是没有悔罪之诚意。田中先生，这是让整个亚洲地区曾经遭受你们侵略的人民无法接受和理解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他点头道：“冯市长，你说的是事实。不过我前面已经讲了，这是我们日本政府的问题。其实吧，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明白我们日本人心里的那种痛。准确地讲，如今我们日本也就相当于是美国的殖民地。他们在我们国家驻军，我们国家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
冯市长，这可是我们日本国民心中最大的痛啊。所以我也能够理解我们日本政府，我们与亚洲国家抗衡，这只是我们必须的一种保持自己脸面的做法了。”